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内涵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一府两院，后者要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中央、地方莫不如此。

司法中央化承载着复合目标，既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又要强化中央集权。[[22] ]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继续任职。

人财物由省一级进行统管，只是把控制权从一个机构转移到了另一个机构，在减轻地方控制的同时，却让省的统一调控管理成为了可能，它给以省为单位的竞争和地方保护提供了便利，因而会导致司法省内化以及承担更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任务。但将法官选任统一化、标准化也会因为地方差异而面临困难，不能适应地方多样性和不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要求。一般认为，建立司法大区、推动司法管辖权区划改革是借鉴了域外的巡回法院制度。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例如，有人认为司法改革要改的是地方保护主义，而非法院的地方性和地方化。

《决定》并提出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体制，从人员分类、招录选任、管理、职业保障等方面着手，试图建立起专业、独立的司法队伍，这将间接作用于中央化。然而，这些动力结构的缺陷都十分显著，使得司法中央化的动力不足。过去中央政府发号施令，然后地方来实施的局面，实施结果由下面人自己往上报。

我们经常看到，老百姓去上访，有问题不通过法律诉求解决，而是找政府的信访部门。如何有效地遏制人治，减少人治的土壤，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的核心。另外，这也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未能"依法治国"相关。我们现在是部门主导国家的立法，这是很大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改革也是由部门主导，部门说下放哪一个就下放哪一个，哪能把每个部门都搞那么清楚呢。

反过来，法律在老百姓中的权威性也比较低。因为领导一句话，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就可能把问题解决，而司法程序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

现在，法律实施、政策实施有很大的选择性，自由裁量权太大，对我有益的我就执行，对我不利的我就绕开。法律条文在很多地方不仅对官员的约束有下降，对老百姓的约束也有所下降，就是因为道德对社会的行为约束失效，建立在道德力量基础之上的法律条文也就不管用了。过去这些年，我们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是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法律的权威树立不起来，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就会变形扭曲。

政府处在国家治理的第一线，其执法程度和依法行政水平高一些，对于实现"依法治国"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这个，法治社会就很难建成，法治国家也很难建成。我们执政党有很多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最大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对公权力有效约束的法治框架。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从这些方面努力，我们这个法治进程能够加快。

第三，整个社会的基础秩序被破坏了。人大本身要做深入调研，发挥人大的作用。

比如约束公权力的法规建立了不少，但是贪污腐败如此泛滥，司法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样，从几个不同层次，真实了解到执法过程是不是扭曲了，问题在哪里？怎么继续改造？这就在改变我们传统的执法模式，或者说执法的约束体制。

第二，已有的法律条文也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财新记者：这次全会为何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汪玉凯：每一届领导人执政以后都会把他认为的目前中国的重大、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会议主题。我认为，法治国家也好，法治政府也好，首先是约束公权力的，其次是约束社会、约束公众的。再一个就是，整个社会对法治接受的程度还不高，法治实施成效还不高。部门和部门之间各说各话，各唱各调，整体上不协调。但是，政法领域现在有很多知法违法、严重犯罪，执法者和黑社会勾结的行为，这是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有法不依的问题，实际上是公权力泛滥的表现，是公权力扩张的表现，只有把公权力关到笼子里边，他才能对社会发挥好的作用， 如果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得不到控制，肯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官员要把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摆正，我们的理论早就讲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主体是人民，实际上有多少官员真正把老百姓当权力主体了？我们承认人民是国家的权力主体，人民当家作主一样，但是没有足够的实现权力主体的程序保障，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口号、概念。

再者，人大在立法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法律文本。财新记者：当前离"依法治国"目标还有多远？ 汪玉凯：道路还是很漫长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就实现了"依法治国"?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法可依现象，可实际上却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法治倒退。虽然，现在有纪委、监察、审计，预防腐败、反贪等机构来监督权力的运行，但对于一把手没有有效的约束。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你看来，如何深化？ 汪玉凯：就是我刚才说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就是国务院提出简政放权以后，国务院成立了八个督导组，上面带队到一个一个省去督导，主要检查一些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近来作为国务院简政放权第三方评估专家之一，对近一年多来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实际绩效进行过评估。可以说，在行政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改变了无法可依的状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财新记者：这些障碍中，哪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汪玉凯：最重要的就是领导没有强有力的法治观念。

既要通过思想解放，又要通过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构建制度，用法制笼子约束住公权。但现在这是我们的软肋。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就在酝酿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建立法治国家。财新记者：行政部门有法不依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汪玉凯：我认为还是没有把公权力摆进制度笼子。

汪玉凯教授常年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调研第一线，提出过不少推进依法行政方面的政策建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不是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而是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抑制了市场的积极性。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包括这么多官员腐败，我认为都和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淡薄，法治权威得不到尊重，法治不落实有很大的关系。"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汪玉凯："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这个，法治社会就很难建成，法治国家也很难建成。

而且，部门法和法之间还相互打架。这就是我们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围绕执法这个层面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行政举措。

部门和部门之间各说各话，各唱各调，整体上不协调。第三，整个社会的基础秩序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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